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眼中，认识中国，不仅要读书，更要行路。从先秦考古到古典文献，从方术到文学，李零的学术视野十分庞杂，他自己也说，自己的专业有点乱。
“说乱也不乱。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这四十年研究中国的心得，加上多年实地考察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和思想史遗迹，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李零写成的《我们的中国》（四卷）近日出版。
6月11日，李零携新书在福州路上海书城进行了首发演讲。演讲沿新书四册《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次序，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讲到寻访孔子、秦皇汉武的足迹，又从山川形胜、家乡考古讲到地理中的思想史。本文省去山川形胜、家乡考古的内容，集中整理了李零关于“中国”概念形成有关的部分。
何谓“中国”
李零首先希望廓清与中国有关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阴阳割昏晓”，即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和中国内部地域的构成。按照中国古代有关阴阳的说法，中国处于世界的阳面。而在现今中国版图的内部，瑷珲—腾冲一线（也称黑河—腾冲一线，即胡焕庸线）把中国分成了西北和东南两个块区，这不仅是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地理、气候、乃至民族和文化的分界线。
第二，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考古学界经常争论，什么是最早的“中国”，从商代往上推，有的认为是二里岗、二里头，有的认为是龙山文化，现在又有认为是庙底沟文化，李零认为，这些说法主要谈论的都是“中国”的背景，也就是中国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李零提醒，谈论最早的“中国”，应该注意两个基本的前提：“国”的形成和“中”的形成。如果国家都没有形成，也就无所谓“中国”的概念。而即使形成了国家，但是如果没有形成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其加入其中，构成核心地区，那也算不上“中国”，而只是周边众多小邦国之一而已。
第三点，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涡旋有辐射也有辐辏，有些国会被吸纳进来，有些也会被排斥出去。中国是相对四裔而言，古人所谓华夏和蛮夷戎狄。中国对四裔具有吸引力，四裔对中国有向往，因此很多周边文化就进入了核心地区，与中国融为一体，雪球越滚越大，形成大一统。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文明漩涡概念，这就是用以描述古人天下概念的畿服图。
文明在世界各地都是由中心和周边共同构成的概念，往往农业文明在中心，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周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但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作为周边都有着朝中心发展的欲望，即所谓的“四裔趋中”。四裔趋中的规律是四裔面向的是发达地区，背后是起源地，两个文明最接近的地方形成一种过渡型态，同时也是四裔最为发达的地区。
“我们都曾经是华夏，也都曾经是蛮夷”
在行万里路了解中国之前，李零认为，需要一些必要的知识储备。中国的地理学文献中最重要的是《禹贡》，它是借着大禹治水、巡行天下的足迹来介绍中国地理，但它并不是讲中国政区的，而是以山川形势区隔出九个地理板块，所谓九州。李零认为，这九个地理板块才是最早的中国。
对于《禹贡》描述的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地理视野，学界各有看法。顾颉刚以为是战国时代，王国维则反对，认为《禹贡》是西周中期的作品。但是近年保利博物馆所收藏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其上铭文提到了大禹治水，而且和《禹贡·序》基本一致，这使得顾颉刚助手、坚持顾颉刚看法的刘起釪也终于承认，《禹贡》反映的是西周时代的地理视野。
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遂公盨，其上铭文提到了大禹治水，而且和《禹贡·序》基本一致。
《禹贡》中禹行九州的起始点龙门口，图中左为清代石刻影壁上的《龙门全景图》，右为清末老照片的龙门全景，图中有两座大禹庙，毁于日军侵华战争，现已不存。
在《禹贡》的地理范围内，生息着五大族系。东方有东夷，包括莱夷、南夷、淮夷、东胡，它们分别和朝鲜、日本、肃慎（金人、满人）、蒙古系各族（鲜卑、蒙古）有关。北方有北狄、北戎、匈奴，狄又分赤狄、白狄，前者与鬼方有关，是突厥系各族的祖先，后者可能和周人有关，而北戎则可能与姞姓的鄂有关。
西方是氐羌、月氏、乌孙、姜戎，是藏羌系各族的祖先，还有可能与现将塞种人有关的猃狁。西南有巴、蜀和西南夷，南方则是百越、盘瓠种、百濮、缅濮，分别是壮侗系各族和苗瑶系各族的祖先，以及与东南亚种族有关。
这些族群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夷狄交侵”的历史现象，这在各种文明中都是历史常态。但是中国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边缘为依据来划分的，谁占据中心谁就是华夏，谁属于四裔谁就是蛮夷，“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华夏，我们也都曾经是蛮夷。”
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国”自居，说自己住在“禹迹”。“禹迹”是个以夏地为名的符号，其实代表的是夏、商、周融为一体的天下。当夏在中心时，商是蛮族，商为中心时，周是蛮族。当周为中心时，天下被重组，很多国族都迁离原地，用司马迁的话就是“子孙或在蛮夷，或在中国”。所以，李零提醒，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会被视为蛮夷，“夷夏之分，不在血缘，而在地域和文化。”
“任何文明中心都是被他们视为蛮夷戎狄的部族所包围，让他们羡慕嫉妒，吸引他们加入其中，不让加入，他们就会强行加入。所以我记得朱维铮先生跟我讲，‘先进难免挨打’，和我们常认为的不太一样。”李零说道。
两次大一统形成“中国”的基础
回到最早的“中国”这一争论，李零认为，龙山时代诗歌城市遍地开花、国家出现和中心形成的酝酿期，二里头文化才真正形成中心，而后商人从东部崛起，取代了这个中心，但西土仍在夏人控制范围之内，这说明夏、商、周不仅是前后相续的时间概念，同时也是并行的空间概念。周人完成了将夏、商、周三个空间板块一统。“中国”这个词，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铭刻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
正是在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轮廓才逐渐清晰。“中国是覆盖夏地、地和周地的大一统概念，这个概念在西周才有。”这也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对西周大一统十分推崇的原因。
西周大一统对于中国这个概念，主要是中国地理上的大一统，而另一个重要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则完成了制度上的大一统，这两次大一统是“中国”形成的基础。
在西周大一统完成后，古人发明了岳镇海渎作为九州也即空间中国的地标。五岳四海无需多言，五镇也是五大名山，即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四渎是四条大河，分别是黄河、济水、长江和淮河。历代帝王巡行天下要在这些地方设庙，故有十八个庙来祭祀它们。
一为唐代五岳四渎镜。二为根据北大秦简绘制的五岳四渎配九州图，图中数字为八卦幻方数。
革命地理学
在两次大一统后，中国的版图在“夷狄交侵”中不断扩大，尤其是宋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周边民族的不断入侵，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断扩大。
到清末民初，随着列强的入侵，尤其是日本的步步紧逼，学界对于民族概念也产生了争论。傅斯年和顾颉刚从民族危机出发，提出不要讲各个民族，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吴文藻和费孝通则因为具有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背景，从学术角度关注着每一个族群的具体研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顾颉刚和傅斯年的观点占了上风，并且促使顾颉刚创办了《禹贡》杂志。
在《禹贡》杂志的开篇里谈了他对“本部十八省”（汉地十八省）这一说法的反感。“本部十八省”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反清复明”的汉人记忆密切相关。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赶走了蒙古人，建立明朝。明亡后，这一口号保存在很多汉人特别是南方人和海外华侨的历史记忆里。当时，很多南方人都认为，中国的正统在南方。他们都盼望着本部十八省从满清帝国中独立，脱离这个“北佬”控制的帝国。
武昌起义，南方人打出的旗子是铁血十八颗星旗。黑色的九角代表九州，黄色的十八颗星代表本部十八省。这个旗子上没有四大边疆。顾颉刚就是反对这种把四大边疆排除在外的做法。
后来，孙中山也恍然大悟，这样做绝对不行，那不正中日本人下怀了吗？于是《临时约法》宣布，中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本部十八省外加东三省、新疆省）和蒙古（内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三大属地。共和则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尽管明末一直到民初，南方人认为中国正统在南方，中国的经济中心也确实在南方，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却是一直都在北方。周秦以来，中国的都城，西边的比东边的早，北边的比南边的早。
南方都城中最有名的是南京，但是以南京为都的政权始终不能统一天下。这是因为中国的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背后有一个广阔的游牧带，一直威胁着中国，处于防御的考虑，国家重心不能离它太远。这也就是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重心却不断往北移（直到北京）的原因。
所以朱元璋定都南京，永乐还是迁到了北京。更早项羽不愿定都北方，回到老家彭城，而刘邦虽然也是楚人，但是定都西北，最后取得天下。洪秀全定都南京，也失败了。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
“我们看到，中国近代的革命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一个破碎的中国重整河山，孙中山、蒋介石起于东南，而未能成功，最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从西北统一了中国，再次印证了司马迁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