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子衿
《中华法系之精神》第四作者，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古人认为，仅有教化或者仅有法度都不足以治理国家，在中华法系中，礼和法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必须两手并用。用礼的精神来解释法律，这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古人治理国家的智慧。下面，我们从礼的起源和演变讲起，看古人是如何将礼、法这对看似矛盾的概念巧妙地运用到国家治理当中去的。
首先，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来源于上古社会的祭祀，是人们在祭祀中需要遵循的规则。此外，礼也是风俗习惯的汇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赋予礼新的内涵。西周的开国元勋周公在协助周武王平定四方之后，将礼做了系统化整理，形成了“礼制”，礼就成为了稳定的国家制度。上至国家的行政、司法、军事，下至百姓的家庭生活等等，都要依靠“礼制”来调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衰落，诸侯王不再遵从“礼制”，礼不再是国家制度，但依旧约束着人们的道德生活。
礼的作用在于教化民众，使百姓知荣辱，唤起人们内心的善良，这样人们就会拥有高尚的品德，并且远离犯罪。在礼文化的约束下，即使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一国之君更应该成为道德模范。因此，推行德政、用礼教化百姓是历代君主施政的重要方式。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能、仁义、孝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名医淳于意将要被送到京都施刑，当时的法律规定了许多残酷的肉刑。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不忍心父亲受刑，向汉文帝上书，指出父亲受刑之后肢体不能复原，也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缇萦愿意代替父亲受刑。汉文帝被她的孝心感动，下诏书说：“现在刑罚有三种肉刑，但是犯罪却在不断发生，这是我的德行不够，对百姓的教化不明啊!因此要废除肉刑。”
缇萦的一片孝心和汉文帝的仁义造福了天下苍生，他们之间的互动，是“以德治民”的典范。汉文帝始终坚持推行仁政，通过教育、引导等手段，化解人们心中怨愤，促进了法制进步和社会稳定。
其次，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只凭借礼治理国家是不够的，犯罪也不可能只用道德来革除，因此古人认识到了法的重要性。法是从礼中演化出来的，古人对法的理解不同于现在，法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指国家和社会运行的规则，早期的法和礼是混合使用的，都有制度层面的含义。但是相比柔性的礼，法还可以表示为刑，意为刑罚，更具严酷性和强制性。但是，国家如果只崇尚法，就会像秦国那般，强大的时候可以吞并六国，最后却被百姓推翻。因此治理国家需要礼法并用、隆礼重法。
礼和法是互补的，共同维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一，礼侧重预防犯罪，法侧重惩罚犯罪;第二，礼的精神体现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比如，《唐律疏议·户婚》中规定了同姓不能结婚，对违反者必须惩罚，这在当时就是法律对伦理道德和民间风俗的维护;第三，礼和法不可或缺。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虽打击了犯罪，但是不能杜绝犯罪。到了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完成之后，朱元璋总结出：治国不仅要依靠律法，还要“以德化天下”。
隆礼重法是中华法系法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继承并且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于当下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传统的礼法文化对当今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都有直接的启发，比如，古代强调恤刑，反对刑罚过重，再如古人反对“不教而杀”，重视教化对犯罪的预防作用，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要让道德和法律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发挥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作用，以良法善治促进法治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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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法律大讲堂》由上海市法学会特约供稿，专题统筹：秦前松。（中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