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
《中华法系之精神》第一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
法律文化，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与法律相关的现象。不仅包括人们对法的看法等等的法律思想，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法律制度，对违反法律乃至犯罪之行为进行侦查、起诉、审判等的法律设施，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还包括非正式的法律现象，如规范人们行为的风俗习惯，宗教规则，团队章程，一些机构的规章，甚至一般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等等。
中国法律文化历史悠久，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王朝建立时即已产生。其内容也很丰富，如以君主集权为特点的政治观，以等级制、德主刑辅为主的社会治理观，以三纲五常、尊老爱幼为基础的家庭伦理观，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等;在法律制度方面，有以“五刑”“十恶”“八议”为特点的刑法制度，以追求无讼以及调解为特点的纠纷解决制度，以及以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为标志的对执法、司法、监察机构之精心设计;等等。
在4000余年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就是发展出了智慧叠加的律典体系，涌现出了许多精雕细刻的律学作品，形成了执法护法的律家精神。这些，在今天都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限于时间，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法典化成就，即智慧叠加的律典体系。
法典化，在中国就是律典化，从公元前5世纪《法经》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法典化的道路。到了唐朝，由于周边国家对唐律的学习与模仿，中国的律典体系也外溢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法系。《法经》由春秋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所编纂，虽然已经失传，但传世文献如《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以及明代董说所辑《七国考》等，都对其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按照这些文献的记叙，《法经》一共有6篇：《盗法》和《贼法》，规定了侵犯财产和人身的犯罪行为;《囚法》和《捕法》，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和审讯;《杂法》，是其他法律规定的拾遗补缺;《具法》，类似于今日的刑法总则。《法经》为后世成文法典的体例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4世纪，商鞅“改法为律”，在秦国对《法经》进行删减和补充，创造出了详密系统的秦律。汉承秦制，萧何以秦律为基础，编纂了《九章律》。此后，经过魏《新律》、晋《泰始律》和《北齐律》的进化，至唐律面世，终于使中国的法典化成就达到当时的历史顶点。
唐律泛指唐朝时期颁布的律典，著名的是永徽律。我们今日所见之唐律，就是对永徽律的官方注释书：《唐律疏议》，它和法典具有同等效力。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共12篇，502条。
《唐律》中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宗法人伦原则、等级特权原则、恤刑原则以及教育刑与威吓刑并存原则，规定了从婚姻家庭、田地赋税，到犯罪刑罚、追捕审讯等的各种法律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唐律》的影响很广，古代日本的法律，就源自《唐律》。如701年完成的《大宝律令》，718年施行的《养老律令》，等等。古代朝鲜在高丽朝成宗初年(891年)颁布的《高丽律》，睿宗二年(1470年)颁行的《经国大典》，其体例和内容，也受到了唐律的影响。而在古代越南，公元15世纪以后出台了一批传世法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483年颁行的《国朝刑律》和1812年颁布的《皇越律例》，其体例和内容也吸收了受唐律影响的《大清律例》的许多内容。
以上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律发展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华法系，以及法典化，则是中国法律文化所绽放出的一朵艳丽的鲜花。
《东方法律大讲堂》由上海市法学会特约供稿，专题统筹：秦前松。（中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