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施，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千百年来，众多文人吟诗咏之。苏东坡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在长期致力于西施文化研究的学者钱汉东看来，一个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世界文化巨匠一样被人尊称为“子”，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在关注这位美女的同时，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以下是他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西施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西施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这充分说明了西施文化具有的人文价值。四大美女之中，西施因其为国效忠的举动，多为后人所褒扬。其他三位美女，王昭君因被画工误点了丧夫痣而被迫远嫁，当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和亲作用；貂蝉是为了复仇而游走于董卓与吕布之间；杨贵妃则因其兄杨国忠祸国，导致“安史之乱”，成为替罪羊。
今天，西施作为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浙江省诸暨市还要办西施文化节，可见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西施不是那种操弄权势的大人物，也不合“列女传”的道德标准，因此素不为正统史家所重视。然而民间的老百姓却同情西施的遭遇，倾心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于是便有关于西施的种种传说，广泛流传于民间，以至于越传越神奇。今日有好事者甚至将西施演化为“美女间谍”，则令人瞠目感喟。
在我看来，西施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24个字：报效家国，忍辱负重；刚烈侠义，贤慧双全：姝妍绝世，美丽化身。
西施其人是否真的存在？
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诸暨市城南苎萝山下，浣纱江畔。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西施就出生在这里。浣江春水，千年奔流，滔滔不绝，如今浣纱素妆的西施塑像，在莲池边亭亭玉立，仿佛依然洋溢着青春的芬芳和动人的魅力，引得四方倾慕者都纷纷来此驻足凭吊。
1、西施出生在诸暨
位于诸暨市区南侧浣沙江畔的西施殿门景。
关于西施，《辞诲》云：“一作先施。又称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去，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因西施绝美，故后以之称美女。”
公元前494年吴越交兵，越败于吴，越王勾践被迫屈膝求和，携妻将臣入吴作为人质三年。勾践归国后，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采纳范蠡、文种等人建议，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等，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面对国亡家破之痛，兴越灭吴是越国上下一致的心愿。范蠡几经寻觅，终于在越国古都诸暨南“得苎萝山卖薪女西施”。西施，姓施，名夷光，“父鬻薪，母浣纱”，西施幼承浣纱之业，故世称“浣纱女”。勾践选到西施后，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贡西施，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从此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越国却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国。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在苎萝山下修建了西施殿，历代诗人对西施咏赞不止。
关于西施出生地，曾经出现两种说法。一说在诸暨，在《吴越春秋》、《越绝书》中等就有记载。诸暨建有西施殿最迟出现在唐代，书圣王羲之还在西施浣纱江边留下了“浣纱”两个遒劲的大字。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明诸暨苎萝山，一座小土丘成为名山，我想大概与西施古迹有关吧。
还有一说认为西施故里在萧山。比如，明代嘉靖《萧山县志》有载：“苎萝山在县南二十五里，属苎萝乡，下有西施宅。”清初文人毛奇龄《九怀词·苎萝小姑》：“西施住萧山之苎萝村……施亡后，乡人思之，为立祠溪旁，以其为乡所出。女名小姑神……。”对于这一说法，梁启超曾痛斥：毛奇龄“有信口臆说者，有不可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陈桥驿教授说：“西施属诸暨毫无疑义。”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专程沿着西施北上之路进行实地考察。在诸暨的南面几乎没有西施的传说，这大概同西施由诸暨北上入吴时沿途停驻过的地方有关。在途经之地如诸暨钱池、诸暨三江口、萧山临浦、绍兴、德清新市、嘉兴、苏州、吴县等都留有西施文物遗迹或传说。
2、“夫差盉”见证西施的存在
“夫差盉”
上海博物馆展品——2500年前的青铜器“夫差盉”，也见证了西施的存在。这尊酒具形器庄重大方，纹饰精美，其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口上有个扁平的盖，盖上有链与提梁联接，弧形的提梁是一条中空的龙，龙头做成倒酒的咀，龙尾小而上翘，颈部饰鳞纹，壶底置三个足饰兽面纹。这只青铜器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留下的可能与西施有关的惟一实物。在青铜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大意为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专为一名女子铸造。而这“夫差”铭文所提到的女子便是西施。这是已故的上海博物馆马承元馆长亲口跟我讲的。他说西施是你们诸暨人，这尊酒器是吴王赠送给西施的。
这尊青铜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为上层贵族所独有，是高贵的象征，有其特殊意义，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等级森严，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嫁女娶妻都标国名或父姓，只有这件“夫差盉”是特例，没有国名没有姓，表明这个女子不是贵族，原有社会地位低下，却在吴王宫中获得夫差宠幸。这个“女子”非西施莫属。
3、西施最终归于何处
西施浣纱处，相传为王羲之所书。
中国几千年来，美女何其多也，然而因时乖运蹇终被埋没者又何其多哉！在以严肃信实著称的《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等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但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司马迁为何对西施这个在当时政治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子只字未提？令人费解。
史书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次与西施“谋面”。如《墨子》有记载，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战国策》上有：“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 在《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管子》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降及两汉唐宋，提到西施的书甚多。如贾谊《新书》，刘向《说苑》等。
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最终是生是死的结局，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或是被沉于江；或是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
西施塑像。
►“沉江说”。西施极可能是被沉江而死。《史记》清楚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在这里，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
吴国灭亡后，足智多谋的范蠡深感自己处境堪虞，遂采取隐退之策。据东汉史籍《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范蠡在给文种的信中写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越王此人，可与他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在一片复国成功的欢呼声中向越王告辞，越王不准，并且威逼利诱。范蠡百般衡量之下，毅然对勾践说：“臣自己尚不保，如何管得了妻儿，臣去意已定矣。”范蠡于是乘一叶扁舟，独自飘然而去，西施并没有陪随他的身边。
相传勾践灭吴后，他的夫人偷偷地叫人骗出西施，将石头绑在西施身上，尔后沉入大湖之中。《东周列国志》称：“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抛开民间传说不谈，《墨子》里明确写着“西施之沈，其美也”。我认为，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西施是被沉于水中的，她的死是因为她的美丽。墨子(约公元前468—376年)出生于春秋末期，距越国灭掉吴国（公元前473年）时间最近，当时很可能耳闻关于吴越的史事轶说——其中包括西施惨烈的死，他的记载应更接近历史真相。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逸篇》中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是皮革制成的口袋。当年夫差派人送属镂剑，令伍子胥自杀。越国处死西施的手段，与其相似，也是将她装入皮袋，投入江中，使其在江涛中漂流直到沉没。
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这句话在告诉人们，西施之死与其“蒙不洁”有关。越国在事前，只是把西施当成是实现“阴谋”的一颗棋子，在西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的罪人给沉杀了。在文人墨客的许多诗词中，对西施被沉江而死也有很多描绘。皮日休也有诗云：“响屟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泛湖说”。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种说法十分流行。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了越国，来到了理想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西施跟随范蠡隐居。
西施殿内的西施塑像。
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的《浣纱记》也详细描绘了这段历史，说范蠡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巡游故里，在诸暨苎萝山下若耶溪，偶遇正在浣纱的西施，为其天姿国色所倾。于是，二人以溪水之纱相订白首之约。不久，吴王领兵打进了越国，越王勾践作了俘虏，范蠡也到吴国成了奴隶。三年以后，勾践夫妇和范蠡返回越国。勾践力图报仇雪耻，便采用了范蠡所献的美人计。夫差一见西施，果然大喜，宠爱无比，最后却反被越国灭掉。勾践正要论功行赏，范蠡却不愿做官，接了西施，隐姓埋名泛舟湖上。
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西施的恋人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深处，将西施救出，从水道进入云雾霭霭的太湖。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经商致富，与西施二人从此过着美满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
对于西施和范蠡隐居，古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诗云：“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苏轼的《水龙吟》词里也写道：“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苏轼《范蠡》诗云“谁遗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蠡窃西子而去。杜牧《杜娘诗》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西施有其原型存在的，尽管后来关于她和范蠡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她对越国的贡献不可磨灭。人们同情、热爱善良美丽的西施，敬仰足智多谋、功成身退的范蠡。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西施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美丽故事。如此一来，吴国灭亡后，西施与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也就成了一个才子与佳人的爱情故事，并且有了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也是景仰英雄爱慕美人的大众所最愿意看到的喜剧。
西施文化的现代意义
《吴王金戈越王剑》中黄薇扮演的西施。
除了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西施身上的文化价值千百年来也为文人墨客所好。苏东坡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这就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丽、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儒家文化圈公认的美女。诸暨西施庙到南宋才改为西子祠，与东坡的诗有关。乡人祀西施为四十八村之土谷神，一直俗呼“（先施）娘娘庙”。一个普通的女子，能被苏大学士称“子”是何等荣耀之事。其实最早孟子就称西施为西子，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一个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世界文化巨匠一样被人尊称为“子”，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需要强调的是，西施对越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对越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实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财富不仅是越人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1、报效家国，忍辱负重
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
西施这种高尚的人格，宽阔的胸怀，是非常值得今人学习的。现在有的人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卖主求荣，争名于朝堂，夺利于民间，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为世人所鄙视。
2、刚烈侠义，贤慧双全
西施是刚毅有为的，一个乡野村姑，竟然担负起拯救越国的伟大使命，意志刚强，血性本色，敢冒风险，勇于担当，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侠义之气，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战国时出现了像荆轲刺秦王这样一批侠客义士，敢于抗暴，都是这种侠义之气的体现。因为在春秋时代，讲的是礼义廉耻，战国以前的华夏文化中还没有侠义的概念，可见春秋晚期的西施开了侠肝义胆之先河。
西施身上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影响了故乡的后人。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俚语：“中国人怕日本佬的飞机，日本佬怕中国的诸暨”，日本鬼子到诸暨时，屡屡遭到诸暨民众的顽强抵抗，小股部队常常有去无还，损失惨重。诸暨人性格刚烈，直来直去，这是诸暨人一直推崇的“宁折不弯”精神。这里人们隐隐约约也可看到西施刚烈的影子。
贤慧双全，这个“慧”是智慧的“慧”。西施作为一个乡间女子，在家时浣纱劳作，那是很艰苦的活儿，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让父母双亲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是贤惠之举。
西施是聪慧之女，如果不聪明，怎敢只身虎穴，与狼共舞？一位浣纱女成为修养有素的宫女，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察言观色，逢场作戏，在美女如云的吴宫脱颖而出，这需要惊人之智慧和非凡之勇气。
3、姝妍绝世，美丽化身
西施成为美女的代表，成为人世间美丽的化身。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情人眼里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红楼梦》第七十九回里也有此语——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茅盾在《恋爱与贞洁》一文中指出：“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情人眼里出西施”，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绎出一种西施文化现象。西施具有“沉鱼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貌，都感到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又有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勇气；加上功成而被投入江湖的悲剧，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中国四大美女中，惟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故西施成为大众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了。
西施是亡吴“祸水”吗
台湾昆剧团杨莉娟（左）饰演新编昆剧《范蠡与西施》中的西施。
越国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西施，被一场吴越之战，推到风口浪尖上，西施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一个村姑被朝廷选中，又晓以利害，威胁引诱，软硬兼施，她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服从。中国古代常有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于女子的记载，这种陈腐的“女人祸水论”，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
在春秋战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各国为了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以选送美女作诱饵迷惑敌人是常见的事，甚至像吕不韦那样馈献怀有身孕的美女，恐怕也不是“纯属虚构”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女子永远是悲剧的承担者。取胜了，是男人的功劳；失败了，女人往往被视为祸水。西施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说：“西施常患胃病，捂着胸口皱着眉头，人以为美才被选中。她到吴国只知道‘去侍奉一个外国人’，可得些钱孝敬其父。因此吴人说她坏，越人说她好，好坏莫辨，这是春秋无义战的派生论的翻版，并不新鲜。但我以为，一介村女，已知爱国爱乡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让她当个贤德的吴妃去帮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时下西施也被翻了出来走上荧屏，不过我劝观众在看此类剧的同时，不妨浏览一下史籍，不要忘了西施的本来面目。”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源，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唐代诗人崔道融《逛西施滩》云：“伯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他把吴国之亡归咎于吴国的权臣，一翻西施亡吴旧案。晚唐诗人罗隐诗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首诗也反对将亡吴的罪责强加在西施身上，质疑并否定“女人是祸水”的论调，折射出新思想的光辉。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为西施鸣不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亡国与权势者（君王及谋臣）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鲁迅曾对“女人亡国论”予以辛辣的讽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决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先生的话真是鞭辟入里。
自古以来世人对西施多有种种传说和评议，在我看来，美丽无比的西施心怀报国之志，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实在是可歌可泣。吴国也好，越国也罢，一朝一代的兴亡盛衰，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国破家亡时，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凝聚力，强烈的复兴精神，才使越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这是真正的强者之歌，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是后世歌颂真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