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的正统之道与源流演变，四川大学彭华教授曾著文做过详实的阐释。自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中国儒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术思想流派，已经走过了2500余年的发展历程，但在当前施行的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中国儒学”却始终榜上无名。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儒学”能够作为一门传统“学科”而长久存在，其发展的依据和源流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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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孔子之前无“儒家”
殷商时代尚无“儒家”，充其量，当时仅有章太炎《原儒》所说的作为“术士”的“儒”，“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后来，“儒”成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儒”，“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来，“儒”缩小为刘歆《七略》所云“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儒”。
在孔子(前551－前479)之前，虽然已经存在“儒”者、已经有了“儒”名之称，但还没有作为学派的“儒家”。从“儒”到“儒家”学派，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由孔子完成的，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
孔子之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相继兴起，迎来中国教育史上的“平民教育”时代(相对于“贵族教育”而言)。诚如古书所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开馆授徒，在教育对象上实行“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儒家学派所传授的经典教科书，也就是后来被列入经部的“六经”(又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世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教材或考试科目，可谓“渊源有自”也。
其时，与儒家唱反调的墨家也同样拥有社会影响力，故韩非(约前280－前233)有“世之显学，儒墨也”之谓(《韩非子·显学》)。张岱年(1909－2004)对《韩非子》此语的论断是，“其所谓‘学’，可以说即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谓哲学”;但他又特别提醒，“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先秦时所谓‘学’，其意义可以说与希腊所谓哲学约略相当”。
孔子去世后，作为孔门弟子的七十子散在四方，但他们多有弘扬儒学的举动。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两派:一是子思、孟子一系(思孟学派)，重传“道”;二是子夏、荀子一系，重传“经”。这两派虽然互有争论，但都具有“原始儒学”的共同特征：以孔子为自己的宗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主张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提倡以“德治”和“仁政”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儒家所尊奉的最根本的主张，也是后世“中国儒学”学科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宗旨。
兴盛时四大学科近乎综合性大学
随着儒学的日益制度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中国儒学”迎来了第一个兴盛期，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儒学”的学科化特色。秦朝以法治国、“以吏为师”，推行“焚书坑儒”政策，使儒学几尽灭绝，但儒学终究不绝如缕。汉兴，废除“挟书令”，儒家故书屡屡复出。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是为西汉置太学之始。其后，太学在西汉继续发展。昭、宣、元三朝，太学生人数由一百人而二百人而一千人;汉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东汉之时，太学大为发展，汉顺帝时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不管是汉文帝时设置的“一经博士”，还是汉武帝时设置的“五经博士”，抑或是汉平帝时设置的“六经博士”、汉宣帝时设置的“十二博士”，或者说东汉初设置的“十四博士”，中央官学无一不以儒家经典为始基和皈依。至于地方官学，亦归本于儒学。比如说，西汉初期(汉景帝末年)文翁在四川设立的郡国学(“文翁石室”)，不仅是四川地区、也是当时由地方政府最早建立传播儒学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学校总的趋势是衰落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比如，北魏(336－534)政局比较稳定，因此学校比较发达，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和太学，教学中很重视经学。史称，“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史·儒林传》)。再如，南朝四朝，惟有宋梁比较重视教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京师开儒学馆;次年(439)，又设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
其时设立的专门研究儒经的“儒学”，与研究佛老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等并驾齐驱，其“学科”的独立性非常明显;今人云，“玄、儒、文、史诸科，近似综合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五经》、《论语》和《千字文》等也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北京国子监
隋唐至晚清：科举必考儒学宋代达到高潮
隋唐至晚清，儒学仍然是中央学校(太学或国学)和地方学校(郡学以及书院等)的特别重要的教学科目，并且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必考科目。
隋朝(581－618)置国子寺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开皇十三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大业三年又改为国子监)，下辖五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大理寺还设有律学。史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唐朝(618－907)继承这一制度，只是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以“(国子监)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九经”)及《国语》、《尔雅》、《说文解字》等。至于其他的教育机构，如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以及在京师的专门学校广文馆、京师学等，均为《五经》研习之地，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而地方州(府)学的一部分以及县学都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内容也主要是经学。（唐朝太学所规定学习的“九经”，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经即《礼记》、《左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大经为分科必修科，小经为选修科。）
宋朝(960－1279)实行“右文”政策，其教育分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办教育沿袭唐朝，在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宗学、武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十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也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及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经的学校。
宋朝的民办学校，以书院为特色。书院兼有藏书、祭祀、教学三大功能，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文史，尤其偏重义理之学和实践精神的培育。“至此，尊孔崇儒达到高潮。儒家经典、十三经正义成为官定教材”。
就地方民族政权而言，辽(907－1125)和金(1115－1234)的教育多仿效宋朝，在京师设有国子监和太学，在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经、史、子及本民族语言文字等。西夏(1032－1227)立国后，在文化上番、汉兼容，以贯彻民族传统的“番学”为其底蕴，以儒学和佛学为王朝的两大思想支柱，实行“以儒治国”、“以佛统民”。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西夏之时，除“蕃学”外，还建有“国学”(“汉学”)，专门学习儒学。
元(1279－1368)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中央所设立的国子学，其教学内容是先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学《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周易》，以周敦颐(1017－1073)、程颐(1033－1109)、朱熹(1130－1200)说为准。
明朝(1368－1644)和清朝前期(1644－1840)的学校教育大致沿袭了唐、宋旧制，但比前代更完备。国子监(又叫国子学)仅是中央学校的名称，而不再有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等。在地方教育机构中，也洋溢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其时，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崇儒尊经思想成为文教的指导方针。
西学盛行: “中国儒学”无所归依
晚清以来，随着“西化”潮流的盛行(向西方学习)，科举被废除、读经被废止，使得“中国儒学”无所归依、无所依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自西方舶来的“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反传统”(主要是反传统儒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作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被否定了。至此，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而言，儒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矫枉过正、否泰往复，“现代新儒学”又应运而生，并且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外两大思潮是“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陈寅恪(1890－1969)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未来的中国“中国儒学”，亦复如是乎？
*本文根据彭华教授的论文《“中国儒学”学科的客观存在与学科特征:一项历史研究》而编辑整理，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月。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