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多半耕读传家、上慈下孝、为人正直、热心公益，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广袤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其风雅异韵和各具风貌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更是传统文化扎根乡野沃土百卉争艳的生动写照。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恰恰在如何对待乡贤的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值得认真研讨和反思。
一
传统中国的乡贤或乡绅，一般指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有较高地位者。他们多半由退职返乡的文武官员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这些人在乡村往往出身大户人家，有些甚至是宗族首领，家道殷实富足，不仅拥有相当田产，而且控制宗祠、学堂，乃至商铺作坊。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闹革命以来，各地乡绅由于多半属于封建旧秩序的维护者，自然成为革命对象而受到严酷批判和打击。新中国成立后，原来解放区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展开。土地改革一方面彻底废除了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极大焕发出亿万农民“当家做主人”的革命豪情；另一方面对原先的“有产者”如地主、乡绅等，将其田产、房产等没收充公或重新分配给广大贫雇农，不仅从根本上摧毁其经济基础，更从社会舆论上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进行口诛笔伐。
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的政权，必然要对原有政权的乡村桩基进行清理。新中国诞生之初的打倒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虽有简单化和扩大化的弊端，但却是巩固和维护新生政权的必要举措。然而，政府同时推行的“唯成分论”，将人按出身划为不同等次，并规定不同成分者享有不同权益，则无疑是奉行极“左”路线的结果。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我们社会曾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越贫穷越革命”、“越贫穷越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错误观念，这对乡贤文化的延续无异于从文化根脉上釜底抽薪。
二
传统乡贤文化的兴盛，在于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以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为例，徽州是明清时期全国重要商帮徽商的故里，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这些事务涉及诸多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福利等。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大有用武之地，担当了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地区乡绅与宗族组织相结合，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更加细密高效，影响力也更大。
徽州古村落
反观当今，国家在县级政府以下设有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三级权力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可谓到边到角，基本做到全覆盖。这是执政党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表现，也是政府治国理政筑牢社会根基、确保政令畅通、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家从组织机构上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今天的乡贤尤其是处于行政权力中心之外的乡贤很难像过去的乡绅一样，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广袤农村留给乡贤施展才华的空间相对窄小，这无疑是乡贤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
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还有另一关键原因，这就是古代官场的“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的记载。唐宋以降，官吏退休还乡渐成规矩，至明清时期，已成雷打不动的制度。无论是因老病返乡，还是受排挤、遭贬黜绝意仕途，总之“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都是官吏遵循的惯例并逐渐形成传统。经过1000多年的延续传承，“落叶归根”、“告老还乡”不仅作为一种人生理念深入人心，还衍生出“乡愁”、“郡望”、“世家”等文化景观，让人感叹不已，更有许多辞官回乡的动人故事，如陶渊明弃官归田园、张季鹰莼羹鲈脍之思等，开拓了别样的人生境界，给后人无限启迪和遐想。
范曾《陶潜卧石图》
明清两朝500多年间，不论是地方官迁任京官，还是京官外放任职，或是地方官异地赴任，皆不得在任职地购置房产、田产，其家眷由“内衙”负责安置。显然，这样的规定不仅有利于从制度上防范官吏以权谋私、贪墨腐败，也加深了他们“宦途漂泊”和“根在故土”的观念，既增强了官吏还乡的愿望，也使退职还乡制度更易于执行。
官吏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二，官吏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治理乡村、造福桑梓，崇文兴学、教化一方，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也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其三，退职官员返乡，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避免了高端人才在大城市扎堆集聚，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
可是，当下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退职后在城市养老的多，通过各种关系设法牟利者也不少，唯独告老还乡建设乡村者凤毛麟角。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人才从流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环，而主要充当了人才净流出地的角色。当“告老还乡”被摈弃以后，乡贤的重要来源枯鱼涸辙，乡贤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
今天我们谈论乡贤文化，人们常常忧心于农村的空心化现象，以及城镇化的迅猛扩张导致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为此，《光明日报》曾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和评论，在浙江及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返乡创业的新闻人物和新闻故事，同时约请专家学者探讨乡贤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当代价值，为农村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今天的新乡贤虽然与传统乡贤一样，都致力于为家乡治理贡献力量，但新乡贤明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突出表现在乡贤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也包括外出创业返乡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社会的磨砺，视野开阔、富有才干，或重新扎根故乡带领乡亲创业致富，或不时返乡用所学所长反哺桑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献计出力。
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不过，正如前面所描述和分析的那样，乡贤的凋零和乡贤文化的衰落还有许多深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其中有些甚至是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不得不采取的矫枉过正的举措。如今，中国这艘巨轮正以新的发展理念航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农村，是如何把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美丽乡村。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正是汲取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宝贵智慧和经验，为农村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告老还乡”传统，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无疑具有鉴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农村青年通过外出求学或打工离开乡土，是一种改变命运的积极努力，那么，对于60岁或55岁退休留在城市养老者，则多少给人用材不尽的遗憾。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60岁左右的人一般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学者，经验丰富、人脉广泛，若告老返乡则可发挥多方面作用。他们不仅能为美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聚集资源、躬行实践，而且能以自己的见识及生活方式垂范乡邻、传播文明、改善乡村风气，以自己的威望和身份超脱的地位，影响乃至监督基层乡镇干部为民办事；同时他们生活在乡村，还能促动生活在城市的子女及亲戚朋友频繁往返乡村，为农村带来更多的人流、物流及资金流等。凡此种种，对于从根本上医治农村空心化顽疾，或可起到固本培元、祛邪扶正的疗效。
五
然而，绝大多数离退休干部告老而不还乡，并非他们自己的刻意安排，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状况使然，是近几十年来国家政策制度使然。由于我们的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没有提倡退职还乡，加上多年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舒适便捷程度远远高于乡村。从农村走出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类公务人员退休留在城市，早已成为大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共同选择，乃至日久岁深，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然本性。就目前城市与乡村发展存在的落差看，让从农村走出的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等退休后返回故土发挥乡贤作用，显然只能倡导而不应强求。这不仅因为今日中国较之传统中国已发生沧海桑田之巨变，旧时告老还乡的自然经济土壤及多方面条件已不复存在；还因为农村生活质量和文明水准与城市相比差距明显；更因为长期以来国家对离退休公务人员留在城市制定了诸多福利政策，而对于返回故里发扬乡贤文化者，则几乎没有任何相应的政策奖励。将“告老还乡”作为现行离退休制度的一种模式予以倡导和实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高品质的乡贤资源，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笔者曾向有关同志征询：传统“告老还乡”模式在当今社会是否有必要有价值、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大家都认为十分必要且很有价值，同时又担心难以操作和落实。有的同志说，大城市与乡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准不啻霄壤之别，仅看病就医这一项就会难倒许多人，谁还愿意退职返乡呢？这虽然说的是实情，但仔细想想，农村医疗条件之所以落后，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固然是一方面因素，关键还在于农村中高端医疗需求不足。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果离退休人员源源不断地返回乡村，其所产生和带动的有效需求不仅会使农村医疗及其他方面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得到较快提升，而且对扭转农村空心化、荒寂化的萧条状况，对于集聚乡贤人才和复兴乡贤文化，无疑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今天的农村发展及乡贤文化现状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由于我们昨天在这方面做得有缺陷，而明天的农村发展及乡贤文化状况会怎样，则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