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庙会是以寺庙为依托，集祭祀、商贸、文化等为一体的民俗活动，是寺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文化是庙会得以举办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是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等多种文化的高度汇集，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
关键词：七曲山庙会；梓潼神；张亚子
七曲山大庙是文曲星张亚子的祖庭。七曲山大庙始建于晋代，是为了纪念当时的梓潼神而建立的。后人们将梓潼神与张亚子结合，成为忠孝的代表，受人们祭拜。传说唐明皇时，张亚子因托梦给唐明皇说安史之乱已经平定，被封为“左丞相”；唐僖宗时，因黄巢之乱避祸四川，封张亚子为“顺济王”，张亚子成王；元仁宗时，大兴科举，张亚子最终成帝，被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张亚子成帝后，正式成为掌管天下文人考试的天下神，掌管人间官位俸籍，受到了天下文人的祭拜，也因此在七曲山大庙周围形成了庙会。庙会不断发展，最后形成了集文昌祭祀、文昌出巡、商贸、娱乐为一体，规模大、时间长、参与人数多的综合性民俗活动。七曲山庙会为岁时庙会，一年分春、秋两季举办，春季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一到十五，秋季则从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七曲山庙会的文化基奠是文昌文化，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可以将其由外源到核心分为物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下面将依次论述这三个文化层的文化变迁，从而反映出七曲山庙会的文化变迁。
一、七曲山庙会的文化变迁
1.物态文化层的变迁
神戏是在祭祀神灵时表演的一种具有特定内容、特定形式、特定流程的戏剧，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民间艺术生活和民众审美情趣。七曲山庙会祭祀文昌帝时表演的是阳戏，是一种集祭祀、酬神、还愿、驱邪纳吉的综合性仪式。阳戏最早是为识字率低的百姓所表演的，目的是通过表演，宣传文昌的英勇神明，同时传播“文昌”伦理道德价值观。整个表演生动明了又富有深意，受到百姓的欢迎。阳戏奉“川主、土主、药王、文昌”为戏神，并有一整套祭祀仪式和演出剧目，剧目相传有三十二天戏、三十二地戏[1](p151)。阳戏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多个戏班活跃在梓潼县周边进行阳戏表演。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一些社会因素，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新一代的年轻人基本上不再相信这些古老的仪式可驱邪纳吉。由于这种社会需求的减弱，现在能完整唱出阳戏的戏班已经找不到了，这种古老的戏剧已失去原有的韵味。
社火一词应该分解成两个字来理解，社是庙，火是火褉。通俗的讲就是人们祭祀时燃烧的冥钱、冥币、香烛等。人们烧香许愿，以求心想事成、祛除灾祸或神灵保佑。现如今，七曲山庙会的社火总体上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由于原来传统的香、烛、炮在燃放时会产生大量烟尘，且极易造成人身伤害和火灾，七曲山庙会管理处提倡香客少烧冥纸，尽量烧无烟香和燃放电子火炮。
乐舞也是庙会上娱神、酬神的一种表演形式。在阳戏表演完之后，便是洞经古乐的演奏。洞经古乐于南宋时期产生，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弹奏《文昌打洞仙经》而得名。它的基本内涵是劝善惩恶，引导人们修身养性，提倡以德治国、以公治世，以孝治家，平和优雅，经久不衰。[1](p153)现在洞经古乐虽然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投入资金加以完善保护，但作为消费主体的大众却不大关心这一文化遗产，有的只是一些老艺人孤芳独赏。文昌洞经古乐只成为了祭祀时的一种伴乐，其教化大众宣传文昌价值伦理道德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集会是庙会的另一项内容，也是最为人们所欢迎。七曲山庙会的集会最早只是小商小贩出售一些祭祀用的香、烛、文昌画像等用品，同时会有一些江湖卖艺的杂技团体卖艺。七曲山庙会的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使梓潼县政府看到了七曲山庙会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现在的庙会由梓潼县政府牵头举办，使庙会集会的内容与形式都更加多样化。
与会人群也发生了变迁。传统的庙会是集祭祀、文化、商贸于一体的大型民俗活动，又由于是在春节期间举办，吸引了各年龄段的人，数量众多。老人家看阳戏、听洞经古乐；中青年人逛庙会集市，买手工艺品；小孩则拜文昌，求保佑。但随着人们功利心的日益显现，庙会的功能性减弱，宗教性加强。来参加庙会的多是面临升学压力的学生，或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不仅人数大量减少，参加庙会的目的也变得唯一只是拜神，求保佑。
2.行为文化层的变迁
组织方式由随意变为统筹规划。传统庙会的宗教崇拜活动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其组织也是随时的，随意性很强。改革开放后，七曲山大庙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立了寺庙管理委员会，管理庙里日常事物及庙会的举办等。梓潼县政府对庙会的全过程进行周全规划，统筹安排，认真管理。
过去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影响，再加上四川盆地内的丘陵地形崎岖，交通极为不便。每逢农历二月初一或八月初一，赶庙会的人们早上两点便起床开始收拾，然后背着背篓步行去庙会，稍富有的人则是坐牛车去。改革开放后，川陕公路直接通到了七曲山大庙门口。当地各大汽车站也推出了直达大庙的班车，更多的人则是直接骑摩托车或开小轿车自己前往。当地政府也在基础设施上下工夫，在大庙脚下修建了七曲山大酒店，供来参加庙会的人们休息。
3.心态文化层的变迁
神灵信仰的泛化。梓潼七曲山大庙虽然供奉着许多神灵，如道教的太上老君，以及一些人神，因此被称作大庙，但七曲山大庙真正主要供奉的是文昌帝—张亚子。文昌帝受到官员学子的追捧主要是因为其掌管着科教禄籍，学子们祈求进入仕途，官员们祈求高升。但这种专一的信仰如今却变得泛化了，或者更具体的说，文昌身上被赋予了诸多的职能。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灾区人民祈福的活动便在七曲山举行。再者，在每年举办的祭祀文昌仪式上的祝词，也添加了希望文昌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些都已经超过了文昌的职能，人们对文昌的信仰已经泛化，文昌帝在朝着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发展。
庙会文化更加世俗化。中国人向来以务实著称，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功利性增强，这种功利在文昌信仰上的表现就是，人们来到七曲山大庙不再是瞻仰文昌或是纯粹的神圣需要，大多都变成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样看来七曲山庙会如今的蓬勃发展，不能说是文昌文化有魅力，只能说是文昌这位掌管人间科教禄籍的神对人们还有用。这种世俗化的表现在如今尤为突出，多数人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去拜文昌的，如求中高考取得好成绩、求高升等。七曲山进门的百尺楼上挂着一幅幅红底金字的锦旗，但其内容却都是“心想事成”、“有求必应”，每一面锦旗后面都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需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神灵怪鬼，这样也不过是求得一个心理安慰。对文昌的崇拜，已失去了原来的虔诚和纯正，有的只是一个个现实又赤裸的需求。
二、七曲山庙会文化变迁的原因
政治力量是影响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庙会及庙会文化的兴盛与否其决定权便在政治力量。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实现千秋伟业，不得不使用宗教去教化民众，使其服从统治。细数文昌帝由地方神变为天下神的历史，便可以看出政治力量在庙会文化中的决定作用。张亚子最初仅是偏居一隅的小神，但是由于人们不断赋予其忠、孝等意义，后来又将文昌与星宿相结合，使其多了一项管理科教禄籍的职能。这样民间的信仰者越来越多，再加上文昌所宣扬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需求，于是便一路高升，由丞相到王，最后成帝。而到了近代，政治力量决定庙会兴盛的局面也未改变。新中国建国以前，由于政治动荡，庙会一度中断。建国后，在除“四旧”运动中，庙会、庙宇被通通当做封建残余取缔了，七曲山大庙最后沦为了养猪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人们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意识到庙会不全部都是封建残余，其对经济发展也是有贡献的，于是在政府的带头下重建或修缮庙宇。七曲山大庙也是在这时得到了维护与修缮，最后政府又收集遗失的阳戏、洞经古乐等戏谱曲谱，七曲山庙会得以恢复发展。
经济发展是影响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比解放前后文昌信仰的变化就不难发现，经济发展是影响七曲山庙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前，经济尚未得到高速发展，普通百信依旧在为着“吃饱穿暖”的简单理想而奋斗。这时候对处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第一层的人来说，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愿意接受文昌文化所宣扬的忠孝，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等。再加上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导致了科技发展水平的落后，人们还无法与大自然抗衡，于是信因果、信命。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做到以前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人们对文昌的信仰多是带着玩一玩的心态表达一种愿望，政府也不是提倡文昌信仰，只是利用庙会这一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
文化涵化对文化变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及多种文化因各种原因相互接触后，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最后使两种文化均带有对方文化特质的过程。文昌信仰最早属于儒教，在三教相互融合的时代，文昌文化融进了道教与佛教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其他教的神灵被供奉进了大庙。现在的文昌侍臣包括了太上老君、关羽、董仲舒等，因而七曲山大庙才被称作大庙。文化涵化在现在变化更为明显，文昌被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功利神”，专门保佑人们的世俗功利，升官发财，其所提倡的善、孝等已经被西方的个人主义至上所淹没。
娱乐方式的变化也影响了文化的变迁。以前，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也没有富余的资金去娱乐，庙会便成为一家人辛苦劳动一年后的精神文化消遣。拜拜文昌，祈盼来年一帆风顺，祛除霉运，逛逛庙会，看看热闹。但现在，这一简单、朴素的精神娱乐方式早已跟不上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余论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要充分发挥政治、经济的作用来保护利用庙会。首先，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使庙会宣传民族文化，而不是封建迷信，使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一致。总的来说就是削弱庙会的宗教性，增强其传播民族文化的功能。经济方面，充分利用庙会的商贸功能，使其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当然，由于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庙会上求神拜佛活动不可能短时间被取缔。但我们要相信，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人们个人素质的提高，庙会上的这些封建残余活动终将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