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西坡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又怒了。这次他不是骂贪官，而是骂“刁民”。
陈行甲撰文表示，在扶贫过程中，有些贫困户不懂感恩，反而出现了无理取闹的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 、“我掐着你玩”。陈行甲因此要求干部加强对群众的感恩教育。
陈行甲说的现象可能确实存在，但“感恩教育”的提法却值得讨论。光靠加强感恩教育，也解决不了扶贫工作的问题。
古代的地方官员喜欢自称“父母官”，教育起“子民”来理直气壮。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时，当地民众还要“自发”送万民伞、立碑、建祠来感念“父母官”的“教化之恩”。
但现代政治与中国古代政治迥异，“父母官”的说法不再流行，也不再正确。陈行甲对此也是有认识的，他说老百姓是官员的“衣食父母”，所以教育“父母”有点说不出口。
以前做“子民”的，现在成了“衣食父母”；以前做“父母官”的，现在成了“人民公仆”。单从称谓的调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巨大进步。不变的是以父子关系模拟官民关系的习惯。
虽然民众翻身做了父母，但这种家庭化的政治观是行不通的。首先，有名无实。地方官员在“衣食父母”面前还是习惯性地高高在上。官员不会真把民众当父母，民众也没有这个预期。
假如真照父母-子女关系来比，扶贫中的感恩教育就更说不通了。子女为父母排忧解难是天经地义，哪有父母为此感恩子女的？现实中的感恩教育常常是教育子女感恩父母。所以，地方希望贫困户感恩政府的心理中，潜藏着还想当父母官的封建尾巴。
现代政治中，官员与民众并非人伦关系，而是契约关系。民众委托官员进行公共治理，扶贫只是公共治理的一项。治理的好，是政府分内之事。治理不好，相关官员还要被问责。
不该忘了，扶贫花的每一分钱事实上都来自纳税人。官员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搬运工。贫困户即使要感恩，首先也不是要感政府和官员的恩。扶贫虽是善政，但地方政府不能贪纳税人之功，更不能在人格上贬低受救助者。
感恩观念放在扶贫中是不伦不类的。许多地方官员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去年到某地参观，见一个拆迁安置小区的大门上，赫然写着“沐恩苑”三个大字，尴尬癌都犯了。
恰恰是政治伦理观念的扭曲，让扶贫中的一些乱象难以扭转。一些地方政府把自己想象成无所不能的“父母”，就不能怪个别贫困户当啃老的“逆子”。
比如陈行甲说，有少数贫困户对来家里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干部比自己更得急，因为自己不脱贫干部交不了账——脱贫表上还要自己签字呢！干部比贫困户着急，这是事实，问题不在贫困户，而在政策设计。当扶贫指标层层分解，转化成政绩压力，贫困户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奇货可居，也就失去了上进的动力。父母的溺爱对孩子不是好事，政府的大包大揽对贫困户也不是好事。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目前的整体福利水平，还远没有到“养懒汉”的地步。贫困户过分依赖政府和社会，只是个别地区个别现象，通过政策调整是可以改变的。政策调整观念为先，地方官员既不要虚情假意地把民众说成父母，也不该存有“刁民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传统思想”，而要多去反思政策设计是否合理。
